连甫教授的名字，可能不为很多人所知晓，但于我却是印象极为深刻的。连教授是孤儿，父母是原延安抗日俄语小分队的，后来在战争中牺牲了，由黑龙江大学（哈俄专）养大的。后来在英语系学习英语，成绩很优秀，后来参加北京大学研究生考试，并取得了优异成绩，但因身体残疾而被拒。在很龙江大学读完研究生后，留校任教，主要研究符号学。先生善于讲授阅读，词汇量一直是系里的佼佼者，且在与系里聚餐时总会以词汇设考题作为娱乐项目，我也有幸碰到过，且没有当面出丑，真是一桩幸事，但不能不说这是先生多年的鼓励和栽培的结果。

我跟连教授的接触要追述到1996年。当时我在黑龙江大学进修，最初被分在大一，后来调整直接跟大二，上课第一天的第一次课就是连老师的泛读课。一上课就发材料，让我们阅读五分钟，我很快就读完了，然后就跟身边的张姓同学攀谈，没想先生第一个就点名要我回答问题，慌忙之中完成了问题，先生没说什么，但我却惊讶先生竟然知道我，并从此每次点名要我回答，这样我就不得不正确面对这个阅读课。

为了能够迅速提高英语水平，我大量地阅读英语原版小说，且同时进行系统的扩大词汇，这时碰到了连老师，他鼓励我要坚持，不能满足现状，不能因为某些人的劝停，而停止词汇量的扩充；对于英语专业的人士来说，多少词汇量都不算多，因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就这样，我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成为同学中词汇量最多的人。词汇量的扩充，使得我能够脱离字典阅读英文政治（《第三世界经济危机》、《柬埔寨史》、《共产党宣言》）、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孙子兵法》、《红楼梦》）和英文小说（《月亮宝石》、《简爱》等）等英文著述。到1999年，我一共读了50余部英文著作。

自从1997年，我喜欢上翻译，并决定作翻译研究，在课后征求先生的意见，他建议我多做笔头练习，多查字典，注意汉英间的语义差异等。之后，我一直在读有关翻译的大部头和与翻译有关的语言文化著作，并以报端文章、课本文章和小说段落为材料进行练习。就这样，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

转眼间，2002年到来了，我又回到了这个校园。期间，我也经历了很多，令我今生难忘的事件，但与连老师没有关系，省略不计。在研究生一年级的课程中，有连老师的符号学，属于必修课。这个课程，我在1998年修习过，是第一年给本科生开的选修课，我很喜欢，而且多年来，我也时不时的翻看那本《你身边的符号》，所以这个课程对我而言，就比较的熟悉。为了能够把符号学与翻译相结合，我经常拿课外的相关著作在课堂阅读，但连老师不知道，所以总说要考我，因此也就总叫我回答问题，我也总能想方设法对付。有一次，我在给成教院上课回来的路上，恰好看到连老师走在我前面，我就赶上去跟他打招呼。他说你翻译课讲的不错，还听说你在给系里自考生讲语言学，什么时候也专心看看符号学啊！在我没有办法应付的时候，我说我正在看北京大学蒋骁华的博士论文《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并拿出来给他看，看后他说不错的论文，让我努力学习人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跟连甫教授认识的短短几年中，最令我难忘的有两桩小事。第一件是在我刚读研究生时的符号学课上，教授让我用符号学的原理分析中国“墙”，并让我在讲台上讲。那个时候，我年轻气盛，觉得没什么就上去讲，而且还夸夸其谈，没想到中间却被先生打断，告诉我Subborn的正确读音，并告诫做事情应该从小处着手，要小中见大才行。当时，我感觉到很尴尬，而且也觉得老师跟自己有点过意不去。另一件小事却让我明白了教授对我的爱惜。这件事发生在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会餐上。

按照惯例，答辩委员会要由一位校外聘请教授做主席和三位校内教授组成。我的答辩委员会是贾玉新做主席，其中也有连甫教授，而且连教授还问了个比较难答的问题，还好有导师帮忙。答辩后，学生和老师进行会餐。餐桌上，我在连老师旁边隔了一个人坐下，而在我旁边的是两个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博士。当年虽然我在清华博士入学中，考了不错的成绩，但还是落榜，所以略显沉默，而且餐桌上的气氛也很不利于我。几杯酒后，无意间连老师很不客气地对某位领导说，你很威风，也很风光，我们大家都给你做事，给你撑场子，今天还有刚考上的北大博士，但别看有考上北大的，以后真能够给你争面子的是他。我不知道，连老师那天为什么说话？到现在也不知道，也无从知道了。后来，他借酒劲又开始考大家英语单词了，记得当时考我的是centipede。会餐结束，老师匆匆离去，忘记了公文包，我出去送，恰逢老师回来找，跟我说别灰心，好好干，以后会有出息的。我说下次回来，请老师喝酒，但怎么也没想到，仅过了两个月不到，先生就走了，没有等我回来请他喝酒。

尽管连老师对我的帮助都是他不上心的小事，但对我而言，却都是非常及时的。这些小事，这几年来我从没有忘记过，而且也时时努力实现对先生的诺言：要有出息，就是一年一度的春节，我也是用读书的方式来守夜。

*闲来无事，信步于网路空间，在窥视同窗私密之时，偶然发现先生的相片，心有所感，而信笔写下我对先生的思念。

在日本语系教室给英语系学生，上语言学课程，我偶然看见学生板报中，有一则关于日本语起源的小材料。阅读后，我发现，这则小材料的问题很多。现兹引如下：

“日本本来没有语言，只是纯发音语言，后由唐朝佛教僧侣将古汉语传播到日本，后由日本宫廷女倌改进并传播，即现在是由古代日语的发音加古汉语的字型改进而成的。日语总共分为“平假名”、“片假名”、汉字，日语的假名从汉字的偏旁部首衍化而来，平假名的书写是草书，片假名类似行书。日语中的汉字就是直接来自于汉字的变形。日本汉字的发音也多是源于中国古代的发音『唐音』。”

就这段小材料而言，我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说明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语言如何定义？一般而言，语言指的是“言”，而非“文”，也就是说，语言并不是指文字。这样来说，“日本本来没有语言”，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们还处在动物的阶段。此外，这句本身也有问题，即“日本本来没有语言，只是纯发音语言”。这里的说辞是自我矛盾的，发音语言不是语言么？这是什么标准呢？

第二，佛教何时传入日本？根据《佛教历史百问》（1992：157-158）可知，日本佛教发源于中国，是由中国和朝鲜分别传入日本的，至今已有1400年左右的历史。佛教从中国传入，始于公元522年（梁朝武帝三年），有汉人司马达等到达大和国，建立草堂，安置佛像。这被认为是佛教传入日本的民间之始。稍晚，约公元552年（钦明天皇十三年），有朝鲜百济国圣明王派使臣出使大和国奉献释迦摩尼佛金铜像。这被认为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标志。可见，将古汉语传入日本的也并不一定就是唐朝的佛教僧侣。

第三，日本语的语音混有汉音（即吴音和唐音），这却是事实。而汉字也的确是通过宗教传播进入日本的，后来加以修订，以假名形式表示。但在正式文体中，还是以汉字为正统，且还存有用是否通晓汉字为判断教育程度高低的标准。前一段还有人抨击日本首相不会汉字，受教育水平低下，不适宜做首相的事件，也正说明了这点。

第四，日本语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分别源自于中国古代的草书和行书。

上述可见，不论是在语音层面还是在文字层面，日本语言文字与汉语汉字都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内外的语言学者运用日本语中的“吴音”和“唐音”，来还原和猜测中国古代的语音体系。

经过这个小材料中的问题，我们发现，不论是学习语言还是研究语言的某个层面，都应该掌握一点语言学史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所学习和研究的语言来说，是很有用的，且也是必要的。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知识是与该语言使用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政治等都是息息相关的。通过学习语言史，可以掌握与这门语言有关的文化知识，这不正是通往语言学习的“罗马”麽？

*业露华著.《佛教历史百问》.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1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