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黄昏时分，我又拿起王希杰教授在2002年发表于平顶山师专学报的《重读李安宅<意义学>谈学风问题》，没想到这篇文章又给了我一个新的启发。所以，我决定放下手头的“王古鲁与语言学译介”，又跑到博客上胡乱抒发我个人对于该文中某个语段的一点拙见及我对学者学风和学报编辑风气的谬见。

 

1. 文章内容介绍

    该文一到三部分都是围绕着李安宅编译的《意义学》来展开的，第四部分是以过去学者受到阶级斗争影响对于西方语言学所发表的评判即现代学者论著中的不老实行为。总体来说，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个很好的题材，因为我个人也在作类似的研究，只是角度不同而以。但是对于文中所说的李安宅的重要性，却未发现任何的文本分析材料来加以证明，不能不说遗憾。

 

2. 常识问题

这里我就历史背景和典籍的掌握两个层面来说说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常识问题。该文第三部分在引用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的操作手法[1]，来否定李安宅声称自己的《意义学》是“编译”的主张，他认为者种方法应该是“译述”，反倒认为胡以鲁（1913）是“编译”[2]。

为了能够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他的主张，现将王氏的语段录入于此：

“作者的态度是严谨而谦虚的，他自称为‘编译’和‘心得’，其实这部著作并不是简单的编译之作。事实上这是一部创新之作，作者较好地把握了吕嘉慈的学说，而且较好地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这正是编译的特征，笔者注）应该叫作编译之作的是胡以鲁的《言语学概论》。作者在‘例言’中说，‘本书纯以简明得当之日本安腾正次氏著《言语学概论》为依据，其增删悉由编者负责。’安腾正次的《言语学概论》由雷通群翻译，于1931年5月出版（商务印书馆）。”（王希杰 2002：62）

根据引文，我们可以发现，王氏的常识性错误是：胡以鲁在1913年作的并不是《言语学概论》，而是《国语学草创》，而且他本人还在2003年专门写作胡以鲁的专文《略说胡以鲁对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贡献》，发表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六期。那么，是谁作的《言语学概论》呢？沈步洲在1931年出版了他受胡以鲁影响下所写做的《言语学概论》，其框架也就是王氏误认为是王古鲁（1930）的十六章。引文中的安腾正次与胡以鲁也没有半点关系，那段内容恰好是王古鲁根据安腾正次《言语学概论》所作的《言语学通论》的例言。后来，雷通群在1931年翻译出版了《言语学大纲》。这里是常识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可能王先生自己早已知晓，不用我小辈人再次赘言了。

那么，安腾正次的信息，就属于历史背景问题了。安藤正次（1878—1952），日本东京都人， 1904年月毕业于东京帝大文学部言语学科，同年九月任神宫皇学馆教授，1917年任日本女子大学国文科教授。1925年3月转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翌年三月任台湾总督府高等学校教授，同时受聘为总督府在外研究员，居留英、美、德、法四国长达一年十个月之久，至1928年返国，受任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教授。1932年6月任文政学部部长。至1941年，受命出任台北帝大总长（校长），兼总督府评议会会员。著有《日本文化史古代篇》、《古代国语研究》、《国语学通考》、《古典与古语》、《国语史序说》、《言语学概论》等书。

对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要在坊间的书架上搜罗一遍即可。但同时，我们也是要注意日常阅读时的积累，毕竟学问之道在乎继承和积累。

 

3. 学风问题

受大环境影响，现在的学术风气越来越差。近年，北京大学有王氏教授的抄袭、湖南有孟氏的翻译学术舞弊、浙江大学有院士和博士共同造假、黑龙江大学有硕士抄袭学位论文等等，数不胜数。虽然各部门各机构都建立了类似反学术造假制度，但还是跟不上众生的造价速度，毕竟这个风气由来已久，且途径众多，发展迅速。现在专门从学者学风和期刊编辑学风两个层面，谈一谈学术领域的风气问题。

学问之道虽在乎继承，但不提倡抄袭舞弊，更不提倡马虎糊弄。中国的传统是：欲成学者，显学做人，后学做文章，因为文章乃是学人脸面。外围世界的发展速度影响了学人的基本素养，也导致今天的人们急速地抛弃了“做人作文”的优良传统。哈佛大学的教授，曾针对中国学术氛围，给北京大学经济学生写过公开信，抗议学生和中国教师的造假行为。不要说德国的优良学术传统，就连清朝的儒士具有的学术品格，在今天也真的难得一见。

学者作文是难免的，但文中所存在的基本常识问题是不应该出现常识性错误的。北京师范大学周流溪教授曾举个一个实例，以为中文系教授写作中引了一首诗词，竟然把朝代给弄错了。类似的错误，就是外语系的学人也不会犯的，更何况中文系的教授呢？对于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只要动手去查一查，就能免却对读者的误导行为。可能做树立说者，没有考虑到类似常识性错误的影响和后果，但这样的错误不但会影响到读者，也会影响到作者个人。

作者的错误，不论是常识性的，还是操作性的，都不应该出现在学术刊物之中。因为每个学术刊物都设有编辑，而且还聘请了专科人士作为学术顾问和编审，抑或是匿名评审，这些人主要是对刊物送来的文章进行学术的把关。那么，文章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说明什么？只能说明，这些人没有尽职尽责，抑或是这些人有腐败行为在里面。在学术期刊中出现了类似的文章，这些编辑和评审人员是不是该富有相关的责任呢？北方某高校的一部核心期刊，在2009年第3期有一篇文章论述与索绪尔有关的哲学问题。文章存在众多与事实不符和观点矛盾的地方，竟然能够在核心期刊发表，原因在于刊物的副主编是作者的硕士导师。这是个很鲜活的例子，来证明学术刊物的腐败现象：任人唯亲、任人唯贤。

为了学术氛围的清净，是不是学者个人和学术期刊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职责？希望有生之日，能够早点看到一个清净的学术氛围。

《一百年来中国的普通语言学的道路》学习后

 

今读南京大学王希杰教授1997年于河南平顶山师专学报上发表的《一百年来中国的普通语言学的道路》，受到很大启发，并激发了我对文中相关内容的思考。现将思考内容撰写成文，发表于博客，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1. 介绍

文中，王教授从“普通语言学造中国没有得到重视”、“ 中国古代没有普通语言学”、“中国的普通语言学是从西方引进的”、“ 创建中国特色的普通语言学”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的。王教授的论述内容可以称得上是包罗万象，举例充分，但遗憾的是，文中出现了基础常识性的错误和名称的拼写错误等小瑕疵。此外，对于造成中国普通语言学现状的历史原因的分析，不是很充分。下面，我就自己对中国普通语言学所持的拙见，进行扼要论述，以图就教于大方之家。

 

2. 常识问题

首先，普通语言学是就全世界语言进行系统语言，而得出的语言学理论，用以知道具体的语言研究。这样来说，不论中外古今，这个任务都是个“Impossible Mission”，是不可能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普通语言学不论在哪个国家都还没有建立。说“普通语言学”，只是相对而言。普通语言学与具体语言学或个别语言学的关系，是互补的，是一般与个别的，是后与先的。没有个体语言各个层面的比对研究，就谈不上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可见，个体语言的研究是构成普通语言学的基础。那么，中国学者先行研究汉语的各个层面，然后在图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和建立，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没有西方语法学的研究范式，没有这个基础，建立普通语言学还只能是理想。

基于这一现实，中国的学者，如章炳麟、胡以鲁、马建忠等，才译介引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思想，以图知道中国的汉语语法各层面的认识和研究，进而改变汉语在普通语言学中的尴尬地位。众所周知，普通语言学是以各门语言各个层面的事实为依归的，而汉语语法各个层面的研究，则是普通语言学中汉语这个层面的依归，因此，才产生了中国汉语语法研究发达于普通语言学研究的状况。

其次，中国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王教授（1997：4）说，“……其中有的是经过日本学者的论著来介绍西方的东西的。例如，乐炳嗣（其实是乐嗣炳）《语言学大意》，王古鲁《言语学通论》，沈步渊（其实是沈步洲）《言语学概论》，张世禄《语言学原理》《语言学概论》，岑麒祥《语言学》，周辨明、黄典诚《语言学概要》等等。”我们发现，这里的乐嗣炳（1923）、沈步洲（1931）、张世禄（1931；1934）、岑麒祥（1938）和周辨明（1945）等，都不是经过日本引进的，且跟日本也没有什么关系，很可能是作者措辞马虎所致。这从作者后面的分析，可见一斑。

中国经日本引进西方普通语言学理论思想，是从章炳麟（1906；1907；1910）、胡以鲁（1912）、王古鲁（1930）和雷通群（1931）等开始的。其他的众多学者，或是直接翻译，或是译述，或是编译，抑或是编辑西方的普通语言学作品，以引进中国。

再次，王教授在文末说，“北京，尤其是北京大学的一批学者，如伍铁平、徐通锵、赵世开、卫志强、叶蜚声、索振羽、石安石等人，已经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为真正的科学的普通语言学奠定了基础。”（1997：4）这里的句子似乎有点毛病，导致人们认为，后面列举的伍铁平、赵世开等都是北京大学的，但事实上不是。

上述几点，我列入常识性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本可以避免的。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或是马虎大意，或是日常没有主机积累，抑或是自身记忆的错误。

3. 观点论争

首先，中国古代没有普通语言学。作者认为，“真正的科学的语言学是把语言当作真正的唯一的研究对象的，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说：“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语言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被认为是“哲学探知真理的工具”，所以，哲学的研究中一直伴随着语言研究的身影。中西历史中，哲学家研究语言的现象并不发见，且在早期都是哲学家关注语言的现象，后来语言教学领域引进了这些哲学家的发见。譬如，古希腊、古印度等的语法研究著作，先秦老子、孔子、荀子等的语言思想。

不管是古希腊，还是古印度或者中国先秦时期，都没有语言学的观念，更没有普通语言学的理想。后来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互通往来增多，就有了学习和研究对方语言的需要，进而发现可以通过对方语言来探知对方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及其文化构成等等。明确提出要进行普通语言学研究的是德国哲学家洪堡特，后来又有哲学家莱布尼茨、施莱格尔、施莱歇尔等哲学家，对语言进行探索。上述先贤都不是把语言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

在近一点，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萨丕尔等也都不是把语言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而是通过语言来研究人类学，可是这些都构成了西方普通语言学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没有一语言为唯一研究对象的先贤大儒，普通语言学的今天会是如此么？纵观西方学科历史，我们能够发见，语言的研究一直是伴随着哲学的，就是今天的乔姆斯基也不是以语言为唯一的研究对象的（他还兼顾语言与计算机的应用和西方政治哲学等，还曾一度研究笛卡尔的哲学，并处办了《笛卡尔语言学》（1965）），哪能不能否定西方没有普通语言学？

基于普通语言学是研究世界语言的一般规律，中国古代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学问，其他国家也不可能，但中国古代存在语言学是肯定的。语言学这一术语是后来提出的，但是语言研究的现象是古已有之的。既然古代连这一术语都没有，怎么能够奢求今天这样系统的语言学理论呢？同样今天这样系统的语言学理论，西方世界古代也没有。认可学科的系统理论都是经过不断积淀，代代相传，不断继承发展而来的。中国先秦时期，相当于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中国没有的东西，古希腊也不会有。从语言方面而言，古希腊所提出的语言理论并不比中国先秦时期高明很多，那么能否据此否定西方古代没有语言学呢？

就学科史的角度而言，某学科某个层面曾有过探讨，并出现某种思想，不管正确与否，都应给予承认，记录在该学科的发展史中。这样，中国古代对于语言的研究而言，古代学人的语言思想当然应该是语言学的成果。不管承认不承认，这些都是古人对于语言现象的思索的结晶，这一史实无可否认。那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本身就是不公允的，就如同100年后运用新的学科标准来评价我们今天的学术成果一样。

其次，中国本世纪前50年，普通语言学没有发挥出汉语语法研究一样的作用，原因在于，“中国语言学中，前50年里并没有出现马建忠式的人物，没有《马氏文通》式的著作。”（1997：6）纵观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普通语言学发展迟于汉语法的研究，其原因是多层面的。其一，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是亿多语言知识为基础的，这与中国当时的传统学人，似乎太过苛刻。即使是今天我们也未必具备这个基础，因为普通语言学要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众多学者的个体语言学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中国早期或现代那个学者能够完成的。况且有些语言正面临着濒危或死亡的威胁。譬如，太平洋沿岸有个语言叫Lithmanian，在1965年只有十余人操此语言，现在早已消失。中国学者只有胡以鲁曾经提过只言片语，就是今天的学者也不能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因为我们根本找不到有关该语言的基础性研究。其二，做普通语言学，要有充分的个体语言研究做铺垫，所以中国学人当时才扎堆于汉语法的具体层面的研究，这正是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研究的目标而奋进的具体表现，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上面提到的里士满语（Lithmanian）就是个例子。此外，中国的满族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融入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也是个鲜明的实例。其三，西式的比较语言学理论不适应汉语研究的情况，导致学人借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采取汉语法进行尝试，以在语言类型、语音、语法、语义、语言变迁等层面进行摸索，找到适合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其四，普通语言学是建基于西方语法学研究范式的，而这种范式根本不适合汉语法的研究，当务之急是把汉语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以找到以汉语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以免空洞地谈及普通语言学理论。

本来中西语言学研究就是互相借鉴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也曾通过马若瑟借用了中国宋代对汉语实词划分的“动词”和“静词”，还有“实词”和“虚词”的划分方法。这正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是存在语言学研究的。对多语言的研究，我们有《方言》；对字音、字义进行研究的，我们有《说文解字》；对于因进行研究的，我们有《中原音韵》等。这都是中国普通语言学建立的基础，但这些都是针对古汉语所做的研究，现代汉语的具体研究还是比较匮乏的，特别是有独创性，且能够真正说明汉语特质的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

 

4. 质疑

学习这篇文章后，我虽是受到了启发，但同时也产生了几个质疑，很是希望能够得到解答。

首先，科学的普通语言学如何来定义？怎样的语言学研究才算科学？1926年，刘复以《四声实验录》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并以此获得法国国家科学院的语言学奖。归国后，在北京大学率先建立实验语音学实验室，并对中国的方言进行语音研究。这算不算科学的语言学研究，能否进入科学的普通语言学的范围？自俄国之后，中国科学院运用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进行汉外的及其翻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能否算作科学的普通语言学？洪堡特是世界上率先身入对象语言的领地进行“田野调查”的语言学者，他的研究算不算科学的普通语言学的范畴？鲍亚士和萨丕尔等进行田野调查的成果算不算科学的普通语言学的范畴？如果中国同仁算做的工作被否定，同样西方的语言学也被否定，那么整个普通语言学的今天也被轻易的否定了。

对于语言的研究，是不能用科学不科学来进行判定的？因为语言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的人文学科，它不具备如同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学科的精确属性。如果运用科学来判断，语言学中似乎只有数理学语言、计算语言学、逻辑语义学等才够科学的判别标准。那样的普通语言学是无论到什么时候也建立不起来的。

其次，创建中国特色的普通语言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语言学是什么样呢？什么才是普通语言学的中国特色呢？普通语言学不是对世界所有的语言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理论么？那么这个中国特色怎么体现呢？

*王希杰.一百年来中国的普通语言学的道路[J].平顶山师专学报，1997（4）：1-8.

去年确定了博士论文题目《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语言学典籍译介史》，就开始搜集资料，并着手分析现有文本。今天四月，我偶然间发现著名中文学者王希杰教授在雅虎的空间，上面有其在2009年3月所写的王古鲁的《言语学概论》的简短评述。我发现，王教授对这本书所列出的框架与我手头的王古鲁（北京大学图书馆号：1346958/分类号：H9/1042）颇为不符。王教授列出16章，且还缺漏第六章。根据王教授所提供的信息，我发现，这个框架是沈步洲（1931）的框架，且第六章标明“缺漏”，其实王教授漏掉的是第九章“言语变迁之原因”。索性就动笔在自己的空间，对此进行扼要说明，但还不能就这本书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因为我自己当前正在作这本书的文本分析，并准备将分析的结果发表于报端。

为了清楚地了解王教授所作工作的具体信息，现将其空间的内容引述如下：

王古鲁的《语言学概论》（文化科学丛书）由上海世界书局于1930年8月出版，214页。作者在“例言”中说：“本书目的，在便读者对于一般的言语学得到一个简明的概念。”全书共十六章：

       第一章  言语学之定名

       第二章  言语学之范围

       第三章   言语学之历史

       第四章  言语之性质

       第五章  言语之起源

       第六章  （疏漏，待补）

       第七章  声音

       第八章  言语之分类

       第九章   语族

       第十章  印度日尔蔓语词之构造及其生命

       第十一章   英语之沿革

       第十二章  中国语言之发展

       第十三章  儿童与言语发展之关系

       第十四章  方言，标准语，特殊语

       第十五章  词品论

       第十六章  言语之本质，言语之作用

    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语言学教材。除了“英语之沿革”一章不适宜于列入理论语言学教材之外，其他各章大体是合适的。后来流行的语言学概论教材中的主要内容都已经具备了。而且其内容也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水平。

    作者在“例言”中也说明：“本书纯以简明得当之日本安藤正次氏著《谚语雪概论》为依据，其增删悉由编者负责。”安藤正次的《言语学概论》由雷通群翻译于己于1931年5月出版（商务印书馆）。两部著作，篇幅大体相当。章节几乎完全相同，都是五章二十四节，章节的标题也基本一致。（这里的陈述已经否定了前面所列出的著作框架）

     王古鲁的语言学思想其实就是对安藤正次著作的介绍和解说，例如王古鲁说：

 

     希拉海尔氏不独对于语言的形态，提倡三种分类，即在实际上他还以为这三种分类就是表示语言发达的三个阶段的。他主张：孤立语为言语发达的最初期之状态；孤立语稍稍进步，而为附着语的状态；而语言重高等而进化者为曲折语。希拉海尔氏此种以一己之语族自诩为高等的偏见，，正与一时在人种学上占有势力之主张以雅利安民族为世界民族中最优秀民族自夸心理的僻说，同样地迎合亚利安民族自夸心理，比较地得着多少人之信仰的。然而希拉海尔氏此说，固未足据为定评，因弱点正多着。

    我们并不是因自己的语言，为希拉海尔氏贬为初等而反唇相讥，事实上他的三阶段说的确是有牵强附会而不能自圆的地方。（190—191页）

     可是在我们习睹语词之形不变的言语的人们眼中看来，语词的变化及语尾变化繁多的梵语及希腊语之类，反觉得繁琐而无用的。而且也许竟要说：孤立语从所谓曲折语发达的，否则近代的英语之类何以去繁就简呢？何如抱着言语发达自历史创始之时起停止进行的见解，而认定后世的言语为极古时代的理想的完成之言语所退化者，那么我们就似乎应当向所谓理想之言语是以何为标准的？如标准不明，则此种见解断可为商古的偏见。要知道谚语为社会之共有物，而且为时代精神之反映，时代推移，言语随之有变迁，这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因时代相异，国民之思想倾向多少有变迁，那么表现思想的言语，自然也有若干变化。（191—192页）

 

      安藤正次说：

      苏黎哈氏谓此三类实表示言语发达之三阶段。三阶段云者，即以鼓励语为言语发达之最初期，再进一步则为系属语，其发达程度最高者则为曲折语。苏氏为亚利安人种，此种主张，直与亚利安人种为世界最优秀人种等说相似，均可视为亚利安人种的自夸之语，极能迎合欧洲人的心理。染公平论之，苏氏此说实謬点。

     苏氏谓言语初期，是有低级的鼓励语发达至高级的曲折语；国如此说，何以中国之语，至今乃保留昔时之孤立语状态？须知中国非野蛮未开化之国，实具有四千年开化之历史，其言语决不肯以幼稚的状态为止境。此是苏氏第一謬点。若谓言语经久远时期，则由孤立语变为曲折语；试问代表曲折语的印度日尔曼语系中之言语，仍以时代愈古其曲折之特质愈显著，愈至近代，则语尾之变化愈少（如英语），有时甚至与代表孤立语的中国语相近，此是何故？此又为苏氏之第二謬点。（151—152页）

    如果叫做“译述”或“编译”，也许更为妥当。叫做独立的著作，是很难成立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抹杀王古鲁和他的这一著作的历史的功绩。他在上个世纪之初，引进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在大学进行语言学教学，普及语言学知识，引起学术界对理论语言学的注意和重视，培养了语言学人才，其功绩是历史的，不可低估的。

     问题是，在今天如何评价这一现象？因为这一现象依然存在着。

http://i.cn.yahoo.com/wangxijie31/blog/p_4254/

 

沈步洲（1931）共有十六章。为了印证王教授所列出的框架，是出自沈步洲（1931），兹录列这十六章如下：

第一章：言语学之定名

第二章：言语学之范围

第三章：言语学之历史

第四章：言语之性质

第五章：言语之起源

第六章：声音

第七章：言语之分类

第八章：语族

第九章：言语变迁之原因

第十章：印度日尔蔓语词之构造及其生命

第十一章：英语之沿革

第十二章：中国语言之发展

第十三章：儿童与言语发展之关系

 第十四章：方言，标准语，特殊语

 第十五章：词品论

 第十六章：言语之本质，言语之作用

可见，除了第六章开始位置错乱和第九章缺失外，两个框架是惊人的相似，据此可以认定，王教授的框架是沈步洲（1931），而不是王古鲁（1930）。可是奇怪的是，后面分析的取样又确实是王古鲁（1930：189；1930：191-192）上面的内容，不知何故？

那么，王古鲁（1930）到底有多少章呢？与日本安腾正次君《言语学概论》（雷通群译为《言语学大纲》）的框架保持怎么样的关系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现将两书的目次分列如下，以资为证。

王古鲁（1930）共有五章：

第一章：序说

第一节：言语之研究

第二节：言语学是怎样一种学问

第三节：言语学建设前

第二章：世界的言语

第一节：系统的分类

第二节：印度日尔曼语族

第三节：哈密笃西密底语族

第四节：乌拉尔阿尔泰语族

第五节：印度支那语族

第六节：马莱坡里内亚语族

第七节：班笃语族

第八节：达罗毗荼语族

第九节：西美利加语族；附所属不明语言

第三章：言语之音声

第一节：言语与音声

第二节：发音机关的构造及作用

第三节：音声之类别

第四节：辅音

第五节：元音

第六节：连音及音节

第四章：言语之本质

第一节：表出运动与言语

第二节：言语与思想

第三节：言语与文字

第五章：言语之发达及其变迁

第一节：从构成上来观察的世界之言语

第二节：言语之变迁与原始时代的言语

第三节：国语与方言、文言与口语

王古鲁在“例言”中，对本书的写作依据有所提及，即本书纯以简明得当之日本安藤正次氏著《言语学概论》为依据，其增删悉由编者负责。（1930版权页）其后，对本书的内容依据也大体有所交代。既然作者主要以安腾君为主要依据，想必这些必然会体现在框架上，下面我将雷通群译本的目次录入于下，以见究竟。

第一章：概论

第一节：言语学之范围

第二节：言语学之本领

第三节：言语学建设之过程

第二章：世界言语之统系

第一节：统系的分类法

第二节：印度日耳曼语系

第三节：坎密度舍美特语系

第四节：乌拉尔亚尔泰语系

第五节：印度支那语系

第六节：马来波利尼语系

第七节：班图语系

第八节：杜拉维典语系

第九节：亚美利加语系；附所属不明语言

第三章：言语之声音

第一节：言语与声音之关系

第二节：发音器官之构造及作用

第三节：声音之分类

第四节：辅音

第五节：元音

第六节：连音及音节

第四章：言语之本质

第一节：表出运动与言语

第二节：言语与思想

第三节：言语与文字

第五章：言语之发达及变迁

第一节：言语构造上之分类

第二节：言语之变迁及原始时代之言语

第三节：国语与方言、文言与口语

可见，两者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框架上基本一致，章节的数量完全一致。如果说两者存在不同，那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九节稍有不同，此外，两者间的措辞也稍有不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王古鲁（1930）是安腾正次君《言语学概论》的不忠实翻译版本，也就是我们说的“译介”中的编译。

西方语言学在日本的接受

Patrick Heinrich

本文涵盖近120年来的日本语言学研究，分为战前和战后两部分，并在前面写有一章，对影响和形成日本语言学的历史状况进行述及。战后部分又细分为几个次章节，旨在阐述历史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及后结构语言学。本文中对日本语言学历史特征的阐述，是借助日本语言学不同方面的历史文献得以实现的，诸如学术机构、社团和期刊的设立；语言学期刊和专著的总数量及其内容；国际学术交流的状况；用西方语言论述日语的著作数量；译自西方语言学专注的数量及其内容等。

本文认为，日本语言学的发展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且这三个阶段，体现了日本语言学研究与西方语言学研究的不断融合的历史特征：

1.       自1890年代，学术机构的建立、学术培训的兴起和出版业的发展，使得语言学在西式的学术氛围和研究范式下，成为独立的学科。

2.       自1930年代，综合了学科研究对象的诸种观点，日本语逐渐地被看作是自包的结构整体。脱离于专注孤立语言现象的转向，最初只局限于理论层面，而具体研究则直到1950年代才产生较大的影响。

3.       自1970年代，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论，借助这一普遍的研究方法，对日本语的研究越发广泛，旨在通过日本语的研究，来察识人类语言。从而，出现了建基于国际共有方法论框架的国际化语言研究范式。

日本与西方语言学的不断融合并非是以线性发展的，而是受到了外在历史因素影响的。在尚未建立现代化学科之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言语学（kokugaku），给予日本学者依附于自身研究传统的有利契机。其固有的言语学研究传统在历史语言学、形态学和句法学方面影响最为强劲。在1930年至1945年期间，在语言描写的各个层面及其当时语言学的各个分支中，都可以觉察到这种传统研究方法的大体方向。西方语言学只能在与日本语言研究传统不矛盾的情况下，才能在日本稳固扎根。然而，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似乎不仅根源于理论诸方面，而且根源于方法自身的文化根源。

 

*原本Heinrich博士论文的英文摘要，早在去年就已经传到了我的空间，但由于个人时间有限，没能及时翻译成汉语。今天一时冲动就翻译了，并传了上来。一是可以与大家共享；一是可以保存于此，以节省电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