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翻译方法、策略的厘定

贾洪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 语言所 北京 100089

摘要：近来很多学界人士在谈及佛经翻译或商讨翻译方法时，习惯于不加区分地引用“直译”、“意译”、“异化”和“归化”来说明、验证自己的观点，从而导致“直译”、“意译”与佛经翻译中的“质朴”与“文饰”、 “异化”和“归化”与西人Venuti之“foreignizing”、“domesticating”策略混淆运用的现象。基于此种现象，作者展开论述并对上述翻译方法、策略进行一一厘定。

关键词：翻译方法，策略，厘定

中图分类号：I059

 

终于有机会阅读比较文学界的名教授王宁的专著《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读后很受启发，这也就是大家著作的魅力之所在。最促进我思考的就是著作附录中“关于文学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对话”一文，文中生安锋提问时，有这么一句“自从有了翻译实践，就有了直译与意译的矛盾，这也是翻译界长期探讨的问题之一。”[1]（王宁 2006：329）这句话，引起我对翻译方法和策略的思考，现将我的思考摘录与此，以共各位同好相互商榷。

翻译实践始于佛经翻译，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自从有了翻译实践，就有了“文”与“质”之争（发生于公元224年，这场论战中，“质派”在理论上获得了胜利，但在实践上，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2]（任继愈 1981：175））， 而非直译与意译。直译与意译的矛盾始于五四时期鲁迅等学者们对翻译的争论，且历史上的“文”与“质”和“直译”与“意译”是很不同的。“文饰”源于中华文化，是中国文学作品和写作的典型风格，而“质朴”则是佛经语言（梵文）作品和写作的典型风格，这样就产生了翻译难题，即在佛经翻译中是保持梵文的质朴，还是延用汉文的藻饰呢？早期的“质朴”者也有拘泥于语言表层的，但当佛经翻译成体系后，有一点不可忽略，即佛经中，无论是“质朴”还是“文饰”均不依梵文的语言表层形式而亦步亦趋，而只是在表达措辞层面颇为讲究。在语言表层形式处理方面就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有“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和代词还原法”（玄奘）等等翻译主张。然而，也有偏向今天所说的“直译”，但愚以为更偏向“音译”（transliteration），因为译文中保持太多的“胡音”。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支娄迦谶，他主张“保全原文面目”，因此才产生了过多的“胡音”。然，也有注意译文功能者，将“文”与“质”融为一体以传达原文之“神”为目标，重在译文之功能（弘扬佛法、供佛教徒参悟），这样就产生了行文流畅、达意清楚之译文，其代表人物是鸠摩罗什。这种翻译方法，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在给山东大学孙迎春教授编著的《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的序文[3]（辜正坤2005：142）中称其为“归化”，并取《金刚经》译本为例说明其魅力至今经久不衰。佛经翻译中，将“文”与“质”融于一体的还有一人，那就是悟空的师傅─玄奘。

 

直译与意译

“直译”的定义很多，可说人言言殊。打开有关论述翻译的著述，几乎都能找到相关的定义，盖不一一引述。我个人对“直译”的定义大体如下：是以保留原文本面目为要的翻译方法，重在保留原文原文之句法结构，亦有甚者要求原文本之音韵无损（西方诗歌翻译者认为，翻译中所丢失的就是原语言之音韵。这种说法固然正确，但对汉语这样的语言来说，无论译入还是译出，句法结构都是个大问题。）。这种方法极适合于引入外邦之新奇表述，而不利于信息传递和读者对文本之欣赏，因为各语言之结构迥异，直译过来不利于读者阅读，读起来不免生疏。鲁迅在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曾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不免遭到众学者之非议。这种方法译出的作品效果如何？翻阅鲁迅当年的译品，就可见分晓。然，这种翻译方法也的确给汉语的变革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这也是不容置疑的。无论在词汇层面还是在句法层面，直译的贡献远远高于意译、归化翻译方法，关于翻译对汉语演变的影响，可以参阅王克非[4]（2002：458）、陈万会[5]（2005：85）、王冬梅，俞兵[6]（2001：45）、徐成淼[7]（1998：5）等。

意译则是以传达原文本之神情为要，不计其表层之形式。其极端者取华之典故、成语代西文之表述，且将原文之文体风格置之不顾，自1919年后这种风气蔚然成风，其实力数不胜数，其代表可能当属严复和林纾。但这样的译文，经证明还是颇为读者喜欢的，钱钟书对林纾翻译作品的评价是为例，而直译之作则没有那么幸运。（严格来讲，严复之译文应该为释译（hermeneutic translation），因为其译文中有许多篡改，并加入了许多按语，《天演论》是为例。）

 

直译与质朴

如上述，“直译”以保全原文之面目，而“质朴”专指译文之风格、笔调，其前提以原文内容为本，不受原文之形式束缚。“质朴”是汉语行文风格之一种，其对立面为“藻饰”，也就是佛经翻译中所说的“文饰”，即有人说的“佛经翻译之非神学派[8]（张春柏 2005：12）”。此外，前者产生于五四时期，鲁迅等为这种方法的缔造者，运用的范围很广泛，特别是科技翻译与当时之文学作品之翻译，旨在“输入新的表现法”[9]（鲁迅 1984：277）、“保存着原作的丰姿”[9]（鲁迅 1984：301），也就是要有异国情调，保持着其固有的洋气；而后者则来源于在华的佛经翻译，可归为佛经翻译之神学派[8]。为了不违背佛经之经质要义，并利于佛经读者参悟，更进一步地接近于原质要义，而无任何曲解或任何阐释因素，所采用的一种佛经翻译方法。纵观佛经翻译史，采用这一方法所译之佛经数量不在少数，然而其还只是胜于理论层面，在实践层面，则逊于文饰。

 

意译与文饰

亦如上述，“意译”是以传达原文本之神情为要，不计其表层之形式的一种翻译手段。“文饰”则是汉语行文风格之一种，以文藻华丽著称，前提亦是以原文内容为本，只是在措词风格方面颇为讲究。意译和文饰之共同点均不以原文本的表层结构/形式为依据，从而亦步亦趋，而是择取华丽的词藻来表述原文本的内容，亦做到内容等同、功能不变，但这样的翻译不免有失于原文之风格。其本质均是取原文之“神”（内容）于译文环境中进行加工再造。两者之不同在于：前者习惯于用译语文化之“精”取代原文之“华”，有篡改原文本之嫌，此乃属于其极端者之列。此外，可以在保持原文本之内容不变之前提下，以译语行文习惯为标准来再造新的表达形式，以表达原文本的思想，从而既保留了原语文化内涵又方便了译语读者，此乃意译法之上乘。而后者则以原文内容为本，不局限于其表层表达形式，善于在辞藻上加以润饰，以迎合读者口味，然不免失于原文之风格。前者源于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新产物，多用于文学翻译；而后者源于佛经翻译，但仍有借鉴的价值，特别是在翻译感染性的文本时，如“演讲”、“诗歌”等。

 

直译与异化

“异化”一词既用来指国内学者所说的翻译方法也指西人Venuti所倡导的异化翻译策略。国内学者所言之翻译方法─异化，指的是在依附于原文基础上保留原文本的语言、文化特征，与西人Venuti于1995年提出的foreignizing策略很是不同，在于后者除了翻译方法之外还兼顾文本选择、产品市场、读者反应等。两者间的最大特点是：前者系以原文内容为本（或曰忠实）的语言形式变异，如译成现代白话还是古文抑或是保留原文的语言或文化特征，而后者只把原文的内容作为翻译操作的参照物， 其本质上应为“改写”（rewriting）范畴。标题中所言及的“异化”指的是华人自己提出的翻译方法。

直译除了上述外，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在表达形式上随原文亦步亦趋，而异化则更多的是择不同于原文时期或文体风格相对应的语言形式，当然也包括保留原文的语言特征，这个可能就相当于“直译”了。再者，两者虽都属于翻译方法。然，前者不涉及文化因素，只是着重于语言层面；而后者在翻译过程中涉及文化及其它可操作性因素，如：成语、俗语等的移植问题和道德性的翻译问题（有伤风化性的描写属此类）。

 

意译与归化

归化最早于1935年由鲁迅首用，指的是“外国或中国地产”，也就是把“客体”语言表达形式变成汉化地道的表达形式，其极端则为意译，主要在于过分使用汉语成语、俗语、典故，使得原文本中的文化内涵走失，这方面傅东华翻译的《蓝桥遗梦》可算作这方面的代表。这个中国地产的“归化”与西人Venuti的“domesticating”也是有区别的。华人之“归化”重在引入先进的文化知识和作品便于读者阅读，从而加速华民改变落后的状态。然，亦有极端者已步入意译或改写之范畴。西人之“domesticating”虽也称为“归化”，但前者是一种翻译操作方法，而后者是一种行为策略，囊括文本选择、操作方法、印制销售、读者反应等，它也是一种文化“殖民化”的工具，当然在英语世界也就用的最广泛，如：Ezra Pound翻译的《华夏集》（The Cathy）、J.Fitzerald翻译的《鲁拜集》（Rubaiyat）。此外，法国的固有传统使得翻译的作品都要尊崇法文的行文习惯及言语特征，这也构成了文化的殖民主义行为，也属归化事例，至少是归化方法的事例。而前殖民地国家和受殖民文化所扰国家的学者，特别是欧洲的学者，针对这种文化“殖民化”行为而提倡、提出并奉行“foreignizing”策略，以抵制“殖民化”策略（归化策略）。

可见，意译只是归化翻译方法的极端情况。与归化间的关系似乎可表示为：部分与整体。

 

结论

综上所述，生氏之“自从有了翻译实践，就有了直译与意译的矛盾”之说乃系常识性错误。言之常识性错误在于其对翻译这一学科在历史上存在的术语不甚熟悉所至。书写这篇文章旨在对上述术语进行厘定、商榷，绝无个人攻击之意。

 

 

参考文献

（1）专著

1.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329.

2.        任继愈. 中国佛教史（第一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5.

3.        辜正坤.译学津原[M].北京：文心出版社，2005：142./ 孙迎春. 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期刊文章

4.        王克非.近代翻译对汉语的影响[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6）：458-463.

5.        陈万会.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论英汉翻译对现代汉语语法的影响[J].聊城大学学报，2005（1）：85-88

6.        .王冬梅、俞兵.从翻译史角度析翻译对英、汉语发展的影响[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1（1）：45-48.

7.        徐成淼.简论翻译文体对现代汉语的良性影响[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4）：5-11

（3）论文集

8.        张春柏.从文质之争看佛经翻译的传统[A]. 罗选民. 文化批评与翻译研究：国际译联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论文集[C].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12.

9.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77，301.

 

A Distinction of Translat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

Jia Hongwe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100089

Abstract: Nowadays some scholars, when touching on the issue of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or translating skills, usually quote without distinc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Yihua” and “Guihua” to illustrate their points of view, which leads to the wrong reference by replacing “simple translation” by “literal translation”, “embellished translation” by “free translation”, “yihua” and “tonghua”  by “foreignizing” and “domesticating” strategies proposed by American translation theorist, L. Venuti.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ims to make distinctions between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simple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and “embellished translation”, “yihua” and “foreignizing” , and “guihua” & “domesticating” respectively.

 

                                                                                                                                                                                                                                                       

Key words: translating methods, translation strategy, distinction

 

 

  发表于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增刊。

一部史书 功在千秋

——读《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

 

贾洪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提  要：本文首先从结构和内容两方面，对《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一书进行简单介绍，然后对东、西方有关对比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并对作者在该书中的东西对比语言学历史发展阶段的对比基础提出商榷意见。

关键词：对比语言学；历史溯源；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近日，有机会拜读了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与谭慧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合著的《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一书，感到倍受启发。这本书是潘在南洋理工大讲学期间，与谭合作著成，汇聚了著者多年的学识积累与研究心得。这不但是国内首部对比语言学史论的专著，而且是首部系统而科学地论述对比语言学研究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专著，为对比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及其所遵循的科学研究范式，重新地审视了中西对比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并将西方对比研究的历史前推了百余年，为对比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继而成为独立的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本著也是国内第一部从哲学角度探讨中西对比研究史学课题的专著，充分而有力地向学界展示了语言学者的哲学思辨能力及其在语言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供后来者标榜。

1 《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其书

《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全书四十多万言，共分序（杨自俭撰写）、五个章节和后记，其主体分为三部分，即中西对比研究简史（第一至三章）、对比语言学研究本体论（第四章）和对比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第五章）。现将各部分梗概精华笔录如下，以食方家。

1.1 中西对比研究简史

术语“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是由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于1941在《语言与逻辑》中正式提出的，即“对比语言学，（它）旨在研究不同语言在语法、逻辑和对经验的一般分析上的重大区别。”（Whorf 1941: 240, 转引自潘文国 2006：2），而几十年来，西方学界却一直认为对比分析肇始于美国语言学家拉多的《跨文化语言学》（Lado 1957）一书。对此，著者进行了历史追溯，沿着沃尔夫的思想（假说、对比语言学和隐性范畴）一直追溯到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比较研究与语言发展不同阶段的关系》（1820）和《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36）二著，将西方对比研究的历史源头向前推进了百余年。著者根据洪堡特（1820）的“语言比较研究如果要成为独立的学科，提出自己的目标和宗旨，那么，它只能是用来深入持久地探讨语言，探讨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转引自潘文国 2006：7）指出，在洪堡特的心目中，对比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其实是一回事，虽然它比较的可能是具体的语言，（潘文国 2006：7），并认为这是曾经提出的第一个对比语言学的定义。

继而作者跟据洪氏对语言比较研究的思想，沿着丹麦语言哲学家叶斯柏森（Jespersen）的《语言哲学》、沃尔夫的“对比语言学”到拉多的《跨文化语言学》，再到当今的话语、修辞、篇章等层面的对比研究，对对比研究的实践与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系统重构与分期，即第一时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对比哲学思想的奠基、第二时期（20世纪40-70年代）：在主流语言学理论转向中寻求立足点的开拓和第三时期（1980年至今）：走向宏观和注重理论建构，并针对历史上脱离洪堡特和沃尔夫原始语言比对（比较与对比，下文有两者交叉使用时，均用比对代替两者）思想的实践行为及其成因进行了理论剖析，申述其利弊，并力主语言对比研究应回归于洪氏的语言比较思想，即进行具有普通语言学性质的普遍性研究。可见，著者的西方对比研究简史是建立在理论联系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对比研究简史中，著者丢开了始于南北朝时佛经翻译中的“胡语”与“中土文字”的差异及从翻译角度对涉及语言比对理论的阐述，而直接把《马氏文通》作为对比研究的历史标志，并主张一部中国语法学史也就是一部中国对比语言学史。（潘文国 2006：86）在确定《马氏文通》的学术史学地位后，对中国对比研究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合理分期，即第一时期（1898-1921）：比较与对比之间：《马氏文通》及其意义；第二时期（1922-1955）：旨在建立汉语自身语法体系的对比研究；第三时期（1956-1976）：“暂拟系统”- 汉语语法“共同纲领”的确立；第四时期（1977-1989）：旨在为二语教学服务的对比研究；第五时期（1990- ）：瞄准普通语言学的汉外对比研究，为后文的中西分期对比、总结规律打下基础。从这部分的构架布局来看，中国对比研究简史部分遵循的是实践到理论联系实践的格局展开的。

在先后引证、述评洪堡特、高本汉、叶斯柏森、赵元任、林语堂、徐通锵和著者本人等对汉语特点的论述，又引述了胡以鲁、陈承泽、赵元任、黎锦熙、王力、吕叔湘、何容、高名凯等学者的汉语研究思想，又综合了赵元任、徐通锵、王力、程雨民等汉外语学者的汉语基本结构思想，对汉语“词”的概念提出质疑，并确定了“字”本位的正确研究路线。此外，还借鉴了刘宓庆（1991，1992）、许余龙（1992）潘文国（1995，1997，2002，2004）、钱冠连（1998，2002，2005）等学者的成果，对对比学科意识、研究层面、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与培养及如何对待西方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阐述，为对比语言学本体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1.2 对比语言学的本体论

作者首先借鉴了潘文国（2004：100）在总结人类学术发展史中所得出的结论，即每门学科都可以分成四个层面：学科哲学、学科理论、应用理论、应用实践，并将其应用于对比研究，得出了对比语言学的四个层面说，即语言哲学（哲学语言学）、理论对比语言学、应用对比语言学、应用对比实践；然后著者又借用潘文国（2001）中对自洪堡特以后，中外学者关于语言的68个定义进行分析、归纳得出语言的三个属性说，即自然属性（其代表是“自足系统”说，代表人物是索绪尔）、社会属性（其代表是交际工具说，代表人物是斯大林）和人文属性（人的本能说与世界观说的结合，前者代表是乔姆斯基，后者代表是洪堡特）。（详见潘文国2001：32）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本学科研究的框架，即三个属性四个层次说（参见潘文国2006：237），并在此说基础上，对各家有关对比语言学的学科性言论给予回顾，从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应用的角度进行了重新认识，且针对对比语言学的学科性提出了新的见解。基于本著所述的中西对比研究简史，著者经过归纳整理，得出结论说：中西对比语言学走过的道路相似，除第一、第三两个时期可看作过渡时期外，第二、第四和第五这三个时期可分别对应于西方的三个时期，其追求目标也与之相似，即第二个时期重在对语言本质的探索，只不过在中国具体化为对“汉语特点”的发掘。（潘文国 2006：216）继而，著者提出对比语言学的本质论，即对比观与异同观，并展开论述。最后，在综合各家对比语言学定义（Fisiak et al. 1978, James 1980, 许余龙 1992，王宗炎1983/1996，杨自俭 2004等）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新更为完备的定义：

对比语言学是在哲学语言学指导下的一门语言学学科，具有理论研究的不同层面，旨在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进行对比研究，描述其中的异同特别是相异点，并从人类语言及其精神活动关系的角度进行解释，以推动普通语言学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不同文化、文明的交流和理解，促进全人类和谐共处。（潘文国 2006：253）

1.3 对比语言学方法轮

首先，著者回顾了方法论的研究，然后以丁金国（1996/2004：8）的方法论定义为引子对方法与方法论进行区别。与以往论者不同的是，著者将方法论分为适宜与不适宜本学科的方法论方法，适宜者又分兼具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对比与比较、求异与求同、共时与历时）和主要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对比出发点、对比的方向、归纳和演绎、动态与静态）两种，兼与方法论原则（背景性、选择性、同一性等原则）、对比出发点（从体系、规则、范畴、意义、问题和中立项等）、对比方向性（单向型、双向性和多向性）和求同求异方法论（由同求同、由异求异、由同求异和由异求同）等进行系统论述之。从学科性及其深广度看，是前无古人的。

2 思考：溯源标准：实践、理论何者为第一性？

阅读本著所得最大的收获是启发自己对于某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现将思考的内容与过程一并书录于此，以备商榷。

仔细研读中西对比研究简史部分就不难发现，西方对比研究历史溯源至洪堡特，以洪堡特语言比较思想为纲，即理论联系实际；而中国对比研究历史则追溯至《马氏文通》，以《马氏文通》的编写实践为中国对比研究之肇始，其发展格局为：实践-理论-理论兼实践。进行比对研究，标准一致方为比对研究的根基，也是比对研究的基本充分条件之一，标准不一致就会产生巨大误差，甚至会倾覆比对的结论。

世间万物的运动，均有其各自规律。理论的思考，均是源于生产实践，且此规律也非常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客观规律，即“实践—理论—理论联系实践”。纵观中西千余年有关语言思考的历史，可见，语言比较实践，历史悠久，古已有之，而非源于近代。

著作前三章标题中的“中西对比研究”的范围，比对比语言学宽了许多。我认为，比较与对比的区别在于：比较通常发生在具有亲属关系的几门语言之间，旨在“存异求同”，而对比通常发生在同时代不同语言或方言间，旨在“存同求异”，两者有时候在实践中又重叠交叉现象。然而纵观中外史实，对比似乎可存在于语际也可以存在于语内层面。本著中只涉及前者，而没有注意到语内层面的比对行为。中外的史实均表明，语言比对行为均先发生于同一语言内部，起于修辞风格层面的对比，然后为求深层次理解某语言的特征或为方便语际沟通，进行与他种语言对比，这个从语内比对到语际对比的历程也就构成了语言比对发展史。

西方对语言的思考起源于古希腊的演讲术和修辞学。进而延展到了语法研究，到罗马及其他民族进行与希腊著述研究和模仿时，就不免发生了比对行为，如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 116—27B.C.）、昆提利安（Marcus Fabius Quintilian，ca35A.D—ca95A.D.）、普里斯基安（Priscian，6th century A.D.）等在其相关著述中均涉及语言的比对行为，特别是普氏的18卷本语法著作，是在参考比较了希腊语法著述基础上而成书的。（详见：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学网络教程之世界语言学史；刘润清、封宗信 2006：32-34 ）另据《语言学史导读》（姚小平 2007：F28），“16、17世纪之交，经利玛窦等人介绍，汉语始为西方所识，不但为研究对象，而且影响了欧洲本土追求普遍语言文字的思潮”，与这一思想平行，1660年安托尼·安尔诺（Antoine Arnauld, 1612-1694）、克洛德·朗斯洛（Claude Lancelot, 1615-1695）撰成《普遍唯理语法》也涉及了语言比对实践，而待到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和威廉·琼斯（W. Jones，1746-1794）方才从普通语言学和语音角度进行了系统阐述，然后结合实践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可见，西方语言比对发展的模式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即实践—理论—理论联系实践。

我认为，汉语对比研究史也是遵循了从语内到语际，从实践到理论再到理论联系实践的客观规律。中国的对比实践行为的源头大致有三：语内修辞比对、翻译（佛经与政经）和外国传教士的汉语研究实践。在语内阶段，西晋文学家挚虞（？-311）在《文章流别论》中，从修辞角度对赋体进行了比对，（袁晖、宗延虎 1998：61）后又有《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约465-约520）在《体性》中，对文章风格进行对立比照，并初步接触到风格个性化问题（袁晖、宗延虎 1998：74），此后刘知几（661-721）从史学著作角度进行修辞比对（袁晖、宗延虎 1998：96），再到宋·陈骙才真正地出现了今天意义的对比行为，他在《文则》中，将不同时代的著作进行纵比，将相同时代的著作进行横比，还善于将不同体裁的著作放在一起相比，或把同一著作中的不同段落集中起来对比。（袁晖、宗延虎 1998：166）这样，后来从修辞角度在同语内部比对的行为渐多。佛经传入华夏大致在西汉时期，然约于公元二世纪始有译经行为。在汉朝时，译经家就在实践中发觉“胡语”（梵语）与“中土文字”的差异，如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先厥义，是则为善。”（引自方梦之2005：405）又有南北朝时，道安从文体方面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至唐朝，有玄奘从文法角度提出“五不翻”原则，待到清朝的政经翻译，有严复在《天演论·序》中，从内容、文体风格角度对照，论述原译文之差异和译文应该达到的效果，继而提出“信、达、雅”说。而外国传教士均从习得汉语角度编写教材，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母语与汉言的比对行为，万济国（Franciso Varo, 1703）就曾将汉言与其母语Castilian以及法语进行过比对，甚至比万济国更早的还有利玛窦（Matteo Ricci）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西字奇迹》（1605）和《西儒耳目资》（1626）分别对汉西语音进行了比对。此外，这样的传教士还有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汉语语法》1653）、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emare，《汉语札记》1728）、雷慕莎（Jean Pierre-Abel Remusat,《汉文启蒙》1822）等等，后来渐渐上升到了理论研究的层次。

纵观史料，我们可以总结出，语内修辞对比旨在更好地为达意服务，从而不断改善行文规律、提高措辞的准确率、不断走向文体的规范化，甚至发现、总结语言文法规律，为后来的传统语法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翻译中所存在的对比主要是在跨越文化鸿沟基础上，旨在寻求两门语言间的通约性，以沟通思想，传达意义，为文化的传播做出无可比拟的贡献；而发生在传教士著述中的比对行为旨在寻求便捷的途径，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这则很可能是今天我们二语教学研究的早期形式。

综上所述，我认为，历代学者译经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现象，提出了有关语言的比对心得，以警来者，这就说明当时存在语言比对的观念，只不过局限于实践层面而已，后来方才渐渐上升至理论层面。可见，无论中外，都遵循着“实践—理论—理论联系实践”这一规律、这一为学范式。所以，中国的比对研究缺少译经者和传教士的著述研究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

最后想指出的是，不论是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对比语言学本体论方面，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而对于中国的对比语言学研究来说，更是一本史书，功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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