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和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联合主办的“翻译本质及译学方法专题研讨会”，于2008年12月19日至22日在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C区举行。这次会议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会议的议题比较的专，能够有效地把讨论的焦点集中于专题讨论，特别是圆桌讨论（本次会议的圆桌讨论安排得比较紧密，连续两天会后，举办者都能够及时地安排圆桌讨论，起到有效的交流、反馈的作用，避免了学术会议中的形式主义。）；二，与会者在学术层次、年龄、专业背景等各方面，搭配得比较合理：有来自英语、日语、俄语、法语等各学科的翻译研究者；三，与会人员的层次比较高，其中老专家4人、博士生导师10人左右、中青年专家多人、再读博士近20人、还有来自省内各兄弟院校的老师和硕士同学；四，首次有语言研究的教授从翻译研究的外围发表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意见、建议，不能不说对与会者是个很好的刺激作用，代表了相反方面呼声；五，本次会议的另一个不同就是：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著作等身的，且能够灵活运用英语、俄语的老专家，黑龙江大学俄语言文学研究中心83岁的研究员李锡胤，两天来一直坐在中青年之中，而且和中青年一样踊跃发言表达观点、看法，积极提携后进。

　　发言者能够从多学科多视角来考虑翻译的本质问题，如：文学翻译、诗歌翻译、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语料库、哲学、史学和美学等，和从专门的视角来讨论译学方法的问题，如：从研究生论文写作、翻译教学等的视角，此外，还有专门对全译、变译的质疑与讨论，场面很热烈，收获也不小。

　　令我印象深刻的和收益甚大的，可以说很多，几乎发言者都能够让我眼前一亮，给我汇入无穷的学术水流。黑龙江大学张会森教授对当前翻译研究的思考，不能不说没有价值，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翻译研究中的弊病：渐进式地脱离翻译实践与教学（此观点得到了来自新疆大学高雅古丽·卡德尔博士在圆桌讨论中的积极反应）；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罗新璋先生的《一言穷理》，运用了唐贾公彦在《周礼义疏》的“译即易”来梳理翻译的定义，阐述翻译的本质；中国科学院李亚舒教授以《全译与变译研究：翻译学的基石》为题，详细地阐述了全译与变译的关系：互相补充作用；广外穆雷教授在《从翻译学博士论文写作看方法论的重要性》中，运用了field work的方法调查了近300位博士生后，对数据进行对比观察研究，以很精确的数据说明当前国内博士生在写作论文中方法论的缺乏；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译事VS译技VS译见VS译论VS译学》中详细地阐述了译事、译技、译见、译论、译学等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杨晓荣教授在《翻译学从相邻学科的借用现象探究》中扼要、清晰地阐述了翻译中借用的必然现象及其在翻译中的发展；南京大学刘华文博士的《以事件为操作单位的汉英翻译及其研究》，几乎是国内翻译研究中首次运用配价语法中的“事件”来作为翻译的单位，这就翻译单位研究（词、句、篇章、命题等）停滞多年后的又一次进步；黑龙江大学赵为教授的《中国武侠小说俄译初探》，几乎是国内首次探讨文学作品中功夫场面、功夫名称和细节的翻译探索；黑龙江大学黄忠廉教授的《变译平行语料库概说》是在“变译”翻译理论的众多成果基础之上的又一次突破性的研究，在俄语领域尚属首次，运用语料库对特有翻译方法构成的文本进行专门研究；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许汉成副教授的《链接语法与俄语句法建模》是本次会议的亮点，属于运用链接语法研究机器翻译的范畴，虽还只局限于句子层次，但对于机器翻译来说，却是一个大大的进步；陕西师范大学李文革副教授的《鲁迅翻译思想研究的方法论思考》是本次会议中少有的几个对历史翻译家的专门研究，除了本文所设内容外，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他的“鲁迅翻译思想研究”的专著写作计划与与会者进行讨论、商榷；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候选人贾洪伟以《建国前翻译文本中的民族性和异质性追考》为题，引用了佛经翻译、文学文化翻译、西学翻译等领域的文本，追述了建国前翻译文本中的民族性和异质性的动态发展；还有很多优秀的论文及思想也很值得书写与此，但由于时间和空间关系就不一一述及了，还望诸君见凉。

　　此外，在翻译圆桌论坛中也出现了其他同类会议中前所未见的亮点，譬如关有翻译的本质、翻译方法论的研究、语料库在翻译研究中的利弊、当前流行的研究派别、传统译论研究和变译理论研究的前景，及此次会议是否属于高层次论坛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李亚舒教授与胡庚申教授的对话构成了此次会议中圆桌论坛的亮点，使得此次会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通过参加本次研讨会，我发现几个问题不得不说：一，研究传统译论的少，偏向西方译论的多；二，开创性研究的少，跟风西方译论的多；三，运用考据法、文案法挖掘中国翻译传统的少，引用西方论述的多；研读第一手文献的少，采用二手文献的多；四，专门于一领域进行深入、跟踪性研究的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多；五，深入、理性研究而不跟风的少，盲目跟从外国各种理论的多。从而遏制了学术的良性循环，阻碍了民族学术的发展，远离了跟国际同行对话的资本，原因在于中国跟风派学者的所谓成果，无非是运用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来强硬说明中国的现象，从而缺乏独立的理性的思维创造，不能够使得西方学者在交流中有所得。对此，中国学者不能不惭愧的是：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学者，竟然没有看过几本有关本专业的流派演变或学科发展史的论著，更别说独立进行考据的研究和独立阅读了，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不喜欢跟国内同行对话的原因，即：你还不够对话的资格，缺乏本民族的学术基础，跟只是学话的鹦鹉对话不会有任何益处。此外，国外著述有关世界翻译史的著作中，中国部分几乎全是由外国学者书写的，特别是那部 Translation Through History。 

不管那个学科，欲想存在发展，就不能没有其独特的民族基础，失去了民族根基，也就失去了其强项，失去了这一强项，也就失去了与外面对话交流的基础，所以，对于翻译研究来说，食人主义也好、后殖民主义也好、结构主义也好，都不是我们的强大根基。我们的强大根基只能是我们的传统译论，放着那么丰富的理论宝库我们不去研究，只能说是缘木求鱼，不能不说是可惜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