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身生东北,但却并非日思夜想之,原因与多数人一样,对东北并无甚好印象,当然东北人的豪爽性情除外。我虽身生东北,也生长于东北若干年月,但我是不具备这种好品质的,这也是熟识我的朋友所能达成共识的,就跟我那不甚聪明的头脑和齿笨舌钝的嘴巴一样。东北虽不好,可一旦条件都具备了,如时间、路费、季节等,我还是有些向往的,因为那有我熟悉的风土人情,还因为我是东北的儿女。

这次东北行是我第一次坐动车,心情很是激动,很是兴奋,毕竟很久没坐过火车了,更何况火车是我最喜欢的出行工具。动车的设施还是很不错的,不但密封好、稳定性强、速度快,而且服务和待遇也还好,但还存在有待改善之处。譬如,南北温差大,服务人员理应注意温差变化,并随之调节空调;动车是中铁系统中最好的服务,不论在设施还是在语言文字宣传方面,都应当是最好的,但在英文宣传语方面却存在问题,如:厕所中的"勿投垃圾(Do not Throw Object in The Toillet)"、"洗手感兴器(Water Turned on by Sensor)"等。无论怎样,动车的优点还是很明显的。行程时间缩短了,北京至沈阳北仅用4小时;卫生条件好了,不用垃圾盒,而用清洁袋取代了;设施齐全了,饮水机不但装有纸杯,还免费发放藏产矿泉水等等。

东北人是以豪爽和勇猛著称的,也正因此不为外人所待见。沈阳站是伪满时期日本人所建的,是日本在中国北方铁路大动脉的一部分。在这个见证了外族欺压国人的铁证前,我却见到了国人因利互欺的场面,这种勇猛的场面在北京是很少能看到的,但我看到这一切,却毫无兴奋,而是不寒而栗。这种目无法度,因利欺压如此下去,结果会如何? 长此以往,又会怎样?后果不可想象!这也是我不愿往来东北的一大原因。

上车后,不久就到了我向往的城市。这是一座坐落于山间的中等城市,是钢铁的重镇之一。这里空气清新,而且湿度很大,城市部局跟沈阳很不同,或是依山而建,或是建于山上。这里的人没有沈阳人的那种霸气,除了说话的口音,一切都还好。但这还不是我的目的地,而只是中转站。

夜半时分,坐上开往目的地的中巴,大约半个时辰,就到了目的地,一个民族自治县城,以世界最长的地下暗河而著称。这里的空气更清新,湿度也更大,脸上以往的油没有了,洗脸不用洗面奶也能洗干净,洗后不用化妆品也不干不紧了。原以为地方小,住的地方会好找,消费会低廉,可事实与想象真是差距太远。时至夜半,大多餐馆都闭业关门了,只好在一家只有三桌的烧烤店对付一口,一份蚕蛹、二十羊肉串、一份炒猪心、两个毛蛋、一瓶啤酒,也要65元。然后就开始了寻宿之旅。

本打算住观音阁,可标阁还要358元,比家门口的五星级pullman高很多,且与我的收入和地位不符,也只好另寻他处。就这样一家一家得找,标准也一降再降。最后,就连当地洗浴中心也去过,可在看了身份证,得知我是北京人后,给赶了出来。这样也就只好在凄凉的夜风中踱步小城了。几个时辰后,我己筋疲力尽,就在决定乘3时4O分大巴回沈阳换车返京之时,突然遭遇人生三急,不得不找地方方便。这时竟发现眼前有数家旅店,凭感觉走进一家,结果还好既不贵也没客满。进入客房方才发现,脸上出现五色斑,原来吃黑心老板的东西过敏了,也解释了为何餐后胃痛得厉害,皮肤奇痒了。但经过一天的颠簸,己无暇顾及许多了,和衣睡下。

八时许醒来,发现过症状严重了,吃了学名马来酪氯苯那敏和维生素c,就拿着小店代购的优惠票去了关门山。这山是很高的,比英国的最高峰不知高出几倍,但在国内却并无特色,只是山上修了公路与人行车路并行,不时会出现为游人提供就餐的烧烤点、车站和租船点,其他无甚特色,而且本来新鲜的空气,却夹杂着刺鼻的柴油味,不能不令人遗憾之至。在登天疲力后,租车返城,到著名小镇的狗肉店吃晚饭,生怕吃不饱,选了48元的套餐。待食物上全,发现狗杂、狗腿、手撕狗肉、狗排四盘,外加青菜和豆腐若干,根本吃不完。虽然是火锅形式,但味道很好。

今年十月三日,正值仲秋节。由于昨晚预定水洞优惠票,很早就有服务员敲门提示。匆忙洗漱,乘车前往目的地,车上遇见通辽教师夫妇二人结伴同行。至景点,先乘旅游小轮车后步行到洞口,检票入洞,步行汉洞,领专用棉服上船,九人一船,缓缓前行,洞内宽窄高低各不相同,有的宽若厅堂,有的窄若走廊,有的高似殿宇,有的低似狗洞,船上游客弯腰低头,方得通过。随船渐入深处,五色灯光中的奇景,夺入眼帘的。天然的石笋石柱,有的散落暗河两岸,有的悬于正中,有的暗藏水下,其形态纷繁各异,令游人感叹不己,有的看似卧猴巨兽,有的形似石剑宝刀,有的酷似神佛僧众,有的神似楼宇仙宫,其中以石象为著名。至尽头,游船调头原路返回,可景观依然引人入胜。出洞后,众人感叹,船行过快,未能尽兴。

在观览小湖和瀑布之后,几人随人流至博物馆前,站在人类遗产标志的碑柱前,摄影留念,后入馆内参观各类岩石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之后,租车返市,吃羊汤。抢得空位,几人落座,点过菜饭汤,即刻上齐。饭饱汤足,返回休息至黄昏时分,到市区游览,吃冷面。

四日九时许,起身前往观音寺。观音寺以供养观音为主的众佛及菩萨,座落在观音山之巅,坐北朝南,共有上下三级,最上级为主殿,在山巅;最下层为客堂,在山腰;中级为佛堂、法器流通和僧侣住处。几千米的台梯山路,一气而上,从下而上,鞠躬拜别各佛菩萨,后寻见主持大师,以讨教有关译经史和经义问题。询问工作人员后,我方得知,本寺主持,年纪与仿佛,原在香港佛学院,后至观音寺任主持,大抵通语言三门,不随便见香客,曾有无数京籍香客,遭拒门外。几经周折,我才在客堂得见本寺主持。我自报家门法号,研究专长和译经.文献的涉猎,出乎意料,主持让座,但没让茶,互相攀谈至午时,主持法师赠月饼若干,辞别返城,喝狗汤,读文章。

五日,准备返京购土特产,无甚值记述之事。

连甫教授的名字，可能不为很多人所知晓，但于我却是印象极为深刻的。连教授是孤儿，父母是原延安抗日俄语小分队的，后来在战争中牺牲了，由黑龙江大学（哈俄专）养大的。后来在英语系学习英语，成绩很优秀，后来参加北京大学研究生考试，并取得了优异成绩，但因身体残疾而被拒。在很龙江大学读完研究生后，留校任教，主要研究符号学。先生善于讲授阅读，词汇量一直是系里的佼佼者，且在与系里聚餐时总会以词汇设考题作为娱乐项目，我也有幸碰到过，且没有当面出丑，真是一桩幸事，但不能不说这是先生多年的鼓励和栽培的结果。

我跟连教授的接触要追述到1996年。当时我在黑龙江大学进修，最初被分在大一，后来调整直接跟大二，上课第一天的第一次课就是连老师的泛读课。一上课就发材料，让我们阅读五分钟，我很快就读完了，然后就跟身边的张姓同学攀谈，没想先生第一个就点名要我回答问题，慌忙之中完成了问题，先生没说什么，但我却惊讶先生竟然知道我，并从此每次点名要我回答，这样我就不得不正确面对这个阅读课。

为了能够迅速提高英语水平，我大量地阅读英语原版小说，且同时进行系统的扩大词汇，这时碰到了连老师，他鼓励我要坚持，不能满足现状，不能因为某些人的劝停，而停止词汇量的扩充；对于英语专业的人士来说，多少词汇量都不算多，因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就这样，我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成为同学中词汇量最多的人。词汇量的扩充，使得我能够脱离字典阅读英文政治（《第三世界经济危机》、《柬埔寨史》、《共产党宣言》）、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孙子兵法》、《红楼梦》）和英文小说（《月亮宝石》、《简爱》等）等英文著述。到1999年，我一共读了50余部英文著作。

自从1997年，我喜欢上翻译，并决定作翻译研究，在课后征求先生的意见，他建议我多做笔头练习，多查字典，注意汉英间的语义差异等。之后，我一直在读有关翻译的大部头和与翻译有关的语言文化著作，并以报端文章、课本文章和小说段落为材料进行练习。就这样，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

转眼间，2002年到来了，我又回到了这个校园。期间，我也经历了很多，令我今生难忘的事件，但与连老师没有关系，省略不计。在研究生一年级的课程中，有连老师的符号学，属于必修课。这个课程，我在1998年修习过，是第一年给本科生开的选修课，我很喜欢，而且多年来，我也时不时的翻看那本《你身边的符号》，所以这个课程对我而言，就比较的熟悉。为了能够把符号学与翻译相结合，我经常拿课外的相关著作在课堂阅读，但连老师不知道，所以总说要考我，因此也就总叫我回答问题，我也总能想方设法对付。有一次，我在给成教院上课回来的路上，恰好看到连老师走在我前面，我就赶上去跟他打招呼。他说你翻译课讲的不错，还听说你在给系里自考生讲语言学，什么时候也专心看看符号学啊！在我没有办法应付的时候，我说我正在看北京大学蒋骁华的博士论文《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并拿出来给他看，看后他说不错的论文，让我努力学习人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跟连甫教授认识的短短几年中，最令我难忘的有两桩小事。第一件是在我刚读研究生时的符号学课上，教授让我用符号学的原理分析中国“墙”，并让我在讲台上讲。那个时候，我年轻气盛，觉得没什么就上去讲，而且还夸夸其谈，没想到中间却被先生打断，告诉我Subborn的正确读音，并告诫做事情应该从小处着手，要小中见大才行。当时，我感觉到很尴尬，而且也觉得老师跟自己有点过意不去。另一件小事却让我明白了教授对我的爱惜。这件事发生在我的毕业论文答辩会餐上。

按照惯例，答辩委员会要由一位校外聘请教授做主席和三位校内教授组成。我的答辩委员会是贾玉新做主席，其中也有连甫教授，而且连教授还问了个比较难答的问题，还好有导师帮忙。答辩后，学生和老师进行会餐。餐桌上，我在连老师旁边隔了一个人坐下，而在我旁边的是两个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博士。当年虽然我在清华博士入学中，考了不错的成绩，但还是落榜，所以略显沉默，而且餐桌上的气氛也很不利于我。几杯酒后，无意间连老师很不客气地对某位领导说，你很威风，也很风光，我们大家都给你做事，给你撑场子，今天还有刚考上的北大博士，但别看有考上北大的，以后真能够给你争面子的是他。我不知道，连老师那天为什么说话？到现在也不知道，也无从知道了。后来，他借酒劲又开始考大家英语单词了，记得当时考我的是centipede。会餐结束，老师匆匆离去，忘记了公文包，我出去送，恰逢老师回来找，跟我说别灰心，好好干，以后会有出息的。我说下次回来，请老师喝酒，但怎么也没想到，仅过了两个月不到，先生就走了，没有等我回来请他喝酒。

尽管连老师对我的帮助都是他不上心的小事，但对我而言，却都是非常及时的。这些小事，这几年来我从没有忘记过，而且也时时努力实现对先生的诺言：要有出息，就是一年一度的春节，我也是用读书的方式来守夜。

*闲来无事，信步于网路空间，在窥视同窗私密之时，偶然发现先生的相片，心有所感，而信笔写下我对先生的思念。

在日本语系教室给英语系学生，上语言学课程，我偶然看见学生板报中，有一则关于日本语起源的小材料。阅读后，我发现，这则小材料的问题很多。现兹引如下：

“日本本来没有语言，只是纯发音语言，后由唐朝佛教僧侣将古汉语传播到日本，后由日本宫廷女倌改进并传播，即现在是由古代日语的发音加古汉语的字型改进而成的。日语总共分为“平假名”、“片假名”、汉字，日语的假名从汉字的偏旁部首衍化而来，平假名的书写是草书，片假名类似行书。日语中的汉字就是直接来自于汉字的变形。日本汉字的发音也多是源于中国古代的发音『唐音』。”

就这段小材料而言，我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说明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语言如何定义？一般而言，语言指的是“言”，而非“文”，也就是说，语言并不是指文字。这样来说，“日本本来没有语言”，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们还处在动物的阶段。此外，这句本身也有问题，即“日本本来没有语言，只是纯发音语言”。这里的说辞是自我矛盾的，发音语言不是语言么？这是什么标准呢？

第二，佛教何时传入日本？根据《佛教历史百问》（1992：157-158）可知，日本佛教发源于中国，是由中国和朝鲜分别传入日本的，至今已有1400年左右的历史。佛教从中国传入，始于公元522年（梁朝武帝三年），有汉人司马达等到达大和国，建立草堂，安置佛像。这被认为是佛教传入日本的民间之始。稍晚，约公元552年（钦明天皇十三年），有朝鲜百济国圣明王派使臣出使大和国奉献释迦摩尼佛金铜像。这被认为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标志。可见，将古汉语传入日本的也并不一定就是唐朝的佛教僧侣。

第三，日本语的语音混有汉音（即吴音和唐音），这却是事实。而汉字也的确是通过宗教传播进入日本的，后来加以修订，以假名形式表示。但在正式文体中，还是以汉字为正统，且还存有用是否通晓汉字为判断教育程度高低的标准。前一段还有人抨击日本首相不会汉字，受教育水平低下，不适宜做首相的事件，也正说明了这点。

第四，日本语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分别源自于中国古代的草书和行书。

上述可见，不论是在语音层面还是在文字层面，日本语言文字与汉语汉字都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内外的语言学者运用日本语中的“吴音”和“唐音”，来还原和猜测中国古代的语音体系。

经过这个小材料中的问题，我们发现，不论是学习语言还是研究语言的某个层面，都应该掌握一点语言学史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所学习和研究的语言来说，是很有用的，且也是必要的。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知识是与该语言使用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政治等都是息息相关的。通过学习语言史，可以掌握与这门语言有关的文化知识，这不正是通往语言学习的“罗马”麽？

*业露华著.《佛教历史百问》.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157-8.

近黄昏时分，我又拿起王希杰教授在2002年发表于平顶山师专学报的《重读李安宅<意义学>谈学风问题》，没想到这篇文章又给了我一个新的启发。所以，我决定放下手头的“王古鲁与语言学译介”，又跑到博客上胡乱抒发我个人对于该文中某个语段的一点拙见及我对学者学风和学报编辑风气的谬见。

1. 文章内容介绍

    该文一到三部分都是围绕着李安宅编译的《意义学》来展开的，第四部分是以过去学者受到阶级斗争影响对于西方语言学所发表的评判即现代学者论著中的不老实行为。总体来说，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个很好的题材，因为我个人也在作类似的研究，只是角度不同而以。但是对于文中所说的李安宅的重要性，却未发现任何的文本分析材料来加以证明，不能不说遗憾。

2. 常识问题

这里我就历史背景和典籍的掌握两个层面来说说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常识问题。该文第三部分在引用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的操作手法[1]，来否定李安宅声称自己的《意义学》是“编译”的主张，他认为者种方法应该是“译述”，反倒认为胡以鲁（1913）是“编译”[2]。

为了能够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他的主张，现将王氏的语段录入于此：

“作者的态度是严谨而谦虚的，他自称为‘编译’和‘心得’，其实这部著作并不是简单的编译之作。事实上这是一部创新之作，作者较好地把握了吕嘉慈的学说，而且较好地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这正是编译的特征，笔者注）应该叫作编译之作的是胡以鲁的《言语学概论》。作者在‘例言’中说，‘本书纯以简明得当之日本安腾正次氏著《言语学概论》为依据，其增删悉由编者负责。’安腾正次的《言语学概论》由雷通群翻译，于1931年5月出版（商务印书馆）。”（王希杰 2002：62）

根据引文，我们可以发现，王氏的常识性错误是：胡以鲁在1913年作的并不是《言语学概论》，而是《国语学草创》，而且他本人还在2003年专门写作胡以鲁的专文《略说胡以鲁对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贡献》，发表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六期。那么，是谁作的《言语学概论》呢？沈步洲在1931年出版了他受胡以鲁影响下所写做的《言语学概论》，其框架也就是王氏误认为是王古鲁（1930）的十六章。引文中的安腾正次与胡以鲁也没有半点关系，那段内容恰好是王古鲁根据安腾正次《言语学概论》所作的《言语学通论》的例言。后来，雷通群在1931年翻译出版了《言语学大纲》。这里是常识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可能王先生自己早已知晓，不用我小辈人再次赘言了。

那么，安腾正次的信息，就属于历史背景问题了。安藤正次（1878—1952），日本东京都人， 1904年月毕业于东京帝大文学部言语学科，同年九月任神宫皇学馆教授，1917年任日本女子大学国文科教授。1925年3月转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翌年三月任台湾总督府高等学校教授，同时受聘为总督府在外研究员，居留英、美、德、法四国长达一年十个月之久，至1928年返国，受任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教授。1932年6月任文政学部部长。至1941年，受命出任台北帝大总长（校长），兼总督府评议会会员。著有《日本文化史古代篇》、《古代国语研究》、《国语学通考》、《古典与古语》、《国语史序说》、《言语学概论》等书。

对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要在坊间的书架上搜罗一遍即可。但同时，我们也是要注意日常阅读时的积累，毕竟学问之道在乎继承和积累。

3. 学风问题

受大环境影响，现在的学术风气越来越差。近年，北京大学有王氏教授的抄袭、湖南有孟氏的翻译学术舞弊、浙江大学有院士和博士共同造假、黑龙江大学有硕士抄袭学位论文等等，数不胜数。虽然各部门各机构都建立了类似反学术造假制度，但还是跟不上众生的造价速度，毕竟这个风气由来已久，且途径众多，发展迅速。现在专门从学者学风和期刊编辑学风两个层面，谈一谈学术领域的风气问题。

学问之道虽在乎继承，但不提倡抄袭舞弊，更不提倡马虎糊弄。中国的传统是：欲成学者，显学做人，后学做文章，因为文章乃是学人脸面。外围世界的发展速度影响了学人的基本素养，也导致今天的人们急速地抛弃了“做人作文”的优良传统。哈佛大学的教授，曾针对中国学术氛围，给北京大学经济学生写过公开信，抗议学生和中国教师的造假行为。不要说德国的优良学术传统，就连清朝的儒士具有的学术品格，在今天也真的难得一见。

学者作文是难免的，但文中所存在的基本常识问题是不应该出现常识性错误的。北京师范大学周流溪教授曾举个一个实例，以为中文系教授写作中引了一首诗词，竟然把朝代给弄错了。类似的错误，就是外语系的学人也不会犯的，更何况中文系的教授呢？对于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只要动手去查一查，就能免却对读者的误导行为。可能做树立说者，没有考虑到类似常识性错误的影响和后果，但这样的错误不但会影响到读者，也会影响到作者个人。

作者的错误，不论是常识性的，还是操作性的，都不应该出现在学术刊物之中。因为每个学术刊物都设有编辑，而且还聘请了专科人士作为学术顾问和编审，抑或是匿名评审，这些人主要是对刊物送来的文章进行学术的把关。那么，文章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说明什么？只能说明，这些人没有尽职尽责，抑或是这些人有腐败行为在里面。在学术期刊中出现了类似的文章，这些编辑和评审人员是不是该富有相关的责任呢？北方某高校的一部核心期刊，在2009年第3期有一篇文章论述与索绪尔有关的哲学问题。文章存在众多与事实不符和观点矛盾的地方，竟然能够在核心期刊发表，原因在于刊物的副主编是作者的硕士导师。这是个很鲜活的例子，来证明学术刊物的腐败现象：任人唯亲、任人唯贤。

为了学术氛围的清净，是不是学者个人和学术期刊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职责？希望有生之日，能够早点看到一个清净的学术氛围。